外傳政府在金融兵推中傳出戰時會考量籌措戰備資金，被解讀爲開徵戰爭稅，國安局長蔡明彥對此表示，政府對於各種緊急狀況均有整備。本報資料照
兩岸情勢緊張，衝突危機升溫之際，國家安全局長蔡明彥面對政府研擬開徵戰爭稅以籌措軍費傳聞，對外公開透露確實曾經研議此項課題；隨後財政部長莊翠雲更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答詢時表示，過去中央銀行、金管會以及財政部針對戰時金融管控措施，所實施兵棋推演，依據財政部爲籌措戰備資金職責，開徵戰爭稅或是戰爭捐，確實是考量項目；但財政部莊部長強調，不論依據任何名義，向民衆收錢皆須透過立法程序。
此等訊息傳出後社會譁然，迫使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必須急忙出面澄清，並強調前述訊息並非事實，並且重申：「行政院這邊我發佈爲主」。蔡英文政府進入交接前夕倒數計時階段，政務首長缺乏協調統合，各自散彈打鳥發言毫無章法，其實完全不令人意外。
綠營執政向來空穴不來風，愈是嚴重否認傳聞，事後證明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託辭，硬是睜着眼睛說瞎話，到最後屢次證明，所有傳言其實都是綠營政策規劃底牌。兩岸關係搞到此種地步，臺海戰爭衝突危機迫在眉睫，說實在話都是政客無能挑起戰端，衡情論理豈能徵稅理應賠償。
既然綠營執政曾經打算過開徵戰爭稅，並且政府機構與國安高層都認真研議過，顯然此種議題就可攤在臺面上公開討論，更何況若要向民衆收錢，都必須透過立法程序，因此列出下列幾點看法，讓臺灣鄉親仔細思考，到底政客失職挑起戰端後，應當是由民衆繳稅買單，還是該由無能政客賠償民衆損失？
首先來談戰爭稅開徵時機。假若是在開戰前就已完成立法程序，並且開始進行徵稅作業，此乃明顯提供戰爭預警，自然就必須面對戰爭危機迫近時，社會人心不安、金融市場動盪以及資金外逃等負面效應。假若是在開戰後再來立法或是在開戰前預先完成立法程序，戰爭爆發後再來進行徵稅作業，就必須考量社會面臨重大沖擊，羣衆開始避難遷徙後，徵稅作業能否順利推動，能夠達到多高徵收效果？
因此相對於前述兩種選項，最理想方案應該是衝突結束後，再來開徵戰爭稅，以便清償戰時借款或是臨時墊付戰爭經費，並且亦可用來支付戰後重建與撫卹經費。當然假若面臨戰敗，國家體制崩解，那也就不必再談徵稅。假若綠營執政有本事，能夠順利保住臺灣，就算臨時借貸戰費，日後再來清償還款，其實也不是難事，沒有理由必須在戰況緊急時，堅持佔用公務人力進行徵稅作業。
爲何面對綠營執政必須嚴肅考慮戰後再來談開徵戰爭捐，實在是因爲綠營執政開支揮霍無度毫無分寸所致。各項採購案件價格離譜，政策魯莽決定要花數億元去填數位身分證爛攤子，特別是趁着疫情、蛋荒與農產供銷失調趁火打劫，以國家隊名義照顧綠友友，大發國難財案例真是罄竹難書。
若在戰時徵收戰爭稅，戰時緊急採購更是掩護利益輸送最佳僞裝網，所以寧可在戰後再來徵收戰爭稅，不要讓利益團體與選舉樁腳，趁着國家急難大發戰爭財，確實是合理懷疑與正當防弊基本對策。綠營不必抱怨臺灣鄉親必須把政府當成盜賊來看管，實在是太多信譽不佳，搞出五鬼搬運政府資產案例所致。
其次就要來談開徵標準，假若不分身分一律平等，以人頭稅模式開徵戰爭稅，是否符合稅賦公平正義原則？特別是社會弱勢羣體、國軍官兵眷屬、公職撫卹對象以及僑居海外民衆，總不能與富豪商賈、仕紳菁英與政商名流等享有社會豐厚資源與實力者，以齊頭式方式承擔國家遂行戰爭所須付出代價吧？
特別是許多在政治上與統治階層抱持相異見解，根本就不希望發生戰爭衝突人士，到底要如何讓其願意承擔戰爭稅？總不能希望反戰人士與各種挑弄戰爭危機，希望透過戰爭衝突謀求政治理想者，付出相同額度戰爭稅金？吾人必須理解到，假若是要獲得真心願意爲戰爭付出代價，但卻無法親自到戰場效命，其實就應該透過自願捐獻模式與透過非徵稅管道，讓人證明其願意支持戰爭衝突；而不是藉由開徵戰爭稅，不論民衆內心是否願意，都必須依據課徵規範繳納稅款。
最後必須提醒，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第24條：「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，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，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。」因此訂立國家賠償法；該法第2條第二款特別明訂：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」
因此本諸前述法條精神，吾人必須質疑當政治人物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，因爲故意或過失，甚至是愚蠢或是堅持推動某個政治信念，最後挑起戰端，讓臺灣鄉親面臨戰禍，使其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，請問可否向政治人物求償？所以政治人物將臺灣搞成全世界最危險之地，戰爭衝突風險日益升高，衡情論理萬一真是開戰，造成臺灣鄉親損失，政治人物應該賠償民衆損失纔對，此時豈能滿腦袋去打算開徵戰爭稅？真是有沒有搞錯方向啊？